写完《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之后，有朋友建议我写写琉璃。说实话，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关于琉璃的知识，印象并不深刻，但朋友之邀难却。经过春节这段时间的恶补，发现琉璃非常有趣，它有着比陶瓷更加璀璨夺目的历史，也和陶瓷一样，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如今已经变得极其平凡而普通。

何为琉璃——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如果琉璃指的是一种材质，那么你可以理解为“琉璃就是古代的玻璃”，主要成分都是石英砂、水晶等，它既能够制作琉璃器皿，也能够涂在陶器、瓷器、瓦当的表面，形成一层既美观又实用的“玻璃釉”或“琉璃釉”。不同的历史时代，对琉璃有着不同的称呼。现代的琉璃，其实就是一种玻璃或人造水晶。

　　如果琉璃指的是一种制品，那么琉璃包括古法琉璃制品、琉璃建筑、琉璃瓦当、进口玻璃器皿、现代琉璃制品等。从现代角度，琉璃应该属于玻璃的一种。至于如今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日用玻璃及其制品，本文将不涉及。

　　琉璃有着非常辉煌耀眼的历史，曾经作为精美尊贵的珍品，为统治阶层占有和享用，有着和金银、玉翠、青铜器一样的地位和美誉，深受青睐。甚至琉璃可以代替佛舍利，以供后世敬奉。

琉璃的诞生——源于青铜冶炼

　　琉璃有外来说和中国首创说两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琉璃是在冶炼青铜器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石英砂作为辅料，而石英砂在混合了草木灰之后，经过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高温而熔化，产生了副产品——琉璃。所以琉璃是伴随青铜器制作而诞生的。后经实验证明，草木灰是石英砂的助熔剂之一。三国时吴国人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中有记载：“琉离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

商、西周时期原始瓷，涂有釉层

　　由于学术界对谁是世界最早青铜器尚无定论，有的说是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大约公元前5000左右），有的说是欧洲（大约公元前4000左右），而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约2500年左右。既然谁是最早青铜器无法定论，那么谁是最早的琉璃也同样无法定论，因此我对很多书籍上说琉璃起源于中国是不赞同的。

商、西周时期原始瓷，涂有釉层

　　但是，无论青铜器还是琉璃的起源，跟陶器的起源一样，可能是多源的，也就是说在各个区域文明史中，不一定存在相互学习或继承的关系，他们的诞生，仅仅源于自身文明的独自探索和不断发展。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必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谁先谁后，本文只写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琉璃。

商、西周时期原始瓷，釉层加厚

　　目前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琉璃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古人就造出了晶莹闪亮、温润光滑的琉璃装饰品，并把它们和珍贵的珠玉宝石一样使用。

宝鸡弓鱼国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釉砂制品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也是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因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建都273年，也称殷商。在殷墟陆续发掘的13座王陵大墓和2000多座陪葬墓里，相继发现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一些带有玻璃质透明釉的陶器。这些薄薄的玻璃釉层的主要成分就是石英砂，而且往往伴随着青铜器而存在。

郑州出土的商中期青釉印纹尊，器身是棕色的琉璃釉

　　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中讲过，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催生了青铜器的制造和发展。而在青铜器的冶炼过程中，冶炼工具陶器表面的石英砂，在草木灰的催化下部分熔化，形成了光滑透明的玻璃釉层，先民们发现这个特性之后加以利用，制作一些晶莹剔透的琉璃管，并作为珍贵的装饰品供统治阶层享用。这就是在众多殷商时期墓葬中，发现带釉的透明、半透明琉璃管的原因。尽管这个时期无法制造较大的器皿，但殷商应该看作我国琉璃制作的萌芽期。

平顶山西周晚期应国墓地出土釉砂制品  图片来源：朱一点头

　　到了西周时期，琉璃烧制趋于成熟。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登采石之山，命民采石铸以为器”，就是烧制琉璃。那时称琉璃为璆琳、瑠璃、璢璃、壁流离等。西周出土琉璃很多，如上图宝鸡弓鱼墓、平顶山应国墓等。西周的琉璃管是从琉璃珠发展而来，主要是仿制玉管。西周时期琉璃的外表缺少玻璃光泽，质地粗糙疏松，没有达到玻化状态，无透明性，做工不规整，颜色也不艳丽。

曾侯乙墓出土春秋时期（楚国）镶嵌玻璃珠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琉璃的工艺有所改进，比西周的工艺要精美，使用也比较广泛。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是战国时期曾国的一个诸侯姓姬名乙的墓，他不仅富有，还是一位音乐家、熟悉车战的军事家，他墓里出土了15000多件珍贵文物，大多为国家级国宝，现存于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墓的原型已经移植在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其中著名的文物有战国战车、战国编钟等。

甘肃地区出土战国时期镶嵌玻璃珠

　　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中，出现了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如河南省固始侯古堆墓（葬于公元前504年的吴国太子夫差之妻），发现了3颗蜻蜓眼式琉璃珠，制作精美。

河南辉县出土战国时期的带钩（鎏金镶玉银镶琉璃）

　　1976年在河南辉县发掘的战国墓葬中，不仅有精美的琉璃穿戴饰品，还有吴王夫差剑，在剑上还发现装饰有蓝色的琉璃，该剑宽5厘米、长59.1厘米，剑上铸有篆书阴文“攻痦王夫差自乍其元用”10个字，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吴王夫差剑，剑格镶有蓝色琉璃

　　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阖闾之子，公元前494年攻破越国，使越国屈服，当时越王叫句践，失败后屈辱并“卧薪尝胆”，以积蓄力量灭吴报仇。

越王句践剑，剑体上刻有8个错金鸟篆体“越王鸠浅，自乍用剑”

　　越王句践，春秋时期越国国君（约前520年―前465年），大禹的后代，姓姒，名句践，又名鸠浅、菼执，允常之子，被吴国打败后曾屈服求和，卧薪尝胆，立志图强，使越国强盛并战胜吴国。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句践曾特请龙泉宝剑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五把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其中，在湖北省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的剑格上，也发现镶有蓝色琉璃。该剑制作异常锋利、精美。

越王句践剑上的细部特征，蓝色部分是琉璃，绿色部分是绿松石

　　关于“琉璃”两字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在越王句践之前，琉璃并不叫琉璃，相传越国的范蠡为刚刚继任王位的句践监督铸剑师欧冶子铸剑，历时3年才铸成。当句践剑铸成之时，范蠡在剑模内发现了一种神奇粉状物质，与水晶融合后，晶莹剔透，硬度很大，范蠡认为这种物质经历了千锤百炼，还有了水晶的阴柔之气和王者之剑的霸气，可谓天地阴阳造化至极。他把这种从铸剑时产生的物质叫“剑道”，并把它献给越王句践。句践念及范蠡铸剑之功，把剑道赐予范蠡，并以范蠡的“蠡”字命名。当时，范蠡遇到西施，为她的美貌折服，就把被越王命名为“蠡”的宝贝打造成首饰送给西施。同年因为战事，西施不得不舍情取义，被迫前往吴国和亲，临别时将“蠡”送还。传说中西施的眼泪滴在这“蠡”上，天地日月为之所动，至今还可以看到泪水在其中流动，被后人称之为“流蠡”，琉璃就是由流蠡的谐音演变而来。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又名陶朱公、鸱夷子皮，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以经商致富而广为人知，被生意人奉为鼻祖和偶像，后世奉他为财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他年轻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文韬武略无所不精，著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等著作。经过20年的卧薪尝胆，越王句践终于在范蠡的帮助下消灭了强大的吴国。之后范蠡毅然挥别了苦苦挽留的越王，带着西施飘隐而去，改名陶朱公，做起了生意，成为了财神。越王句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上的剑格处都镶嵌着当时极其名贵的琉璃。两位纠葛一生的春秋霸主，随身的佩剑上都将琉璃作为主要配饰，可见琉璃的显赫。

战国琉璃——与玉媲美，地位崇高

　　从战国开始，琉璃的制作技术进一步提升，并且琉璃仿玉制品形成风尚，这种风尚几乎贯通整个古代琉璃史。

战国琉璃谷纹璧

　　“璆琳”是战国时期对琉璃的称呼，出现在战国书籍《尚书?禹贡》中，璆琳的本意就是美玉，古人这么称呼，就是把琉璃比作美玉一样。而这个时候，瓷器还远未诞生。

长沙出土战国谷纹琉璃璧，直径8.1厘米，厚0.25厘米

　　琉璃壁就是玉璧的仿制品。玉璧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礼器，《周礼》有“以苍璧礼天”的记载。例如和氏璧，因一块玉璧都能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可见其珍贵和受尊重的程度！

战国 琉璃谷纹环 1977年湖南益阳赫山庙出土 益阳市博物馆

　　战国古琉璃出土分布广、数量大，在楚国疆域的墓出土最多，约占8成以上，湖南长沙最为多见，相比之下楚国的琉璃壁尤其精美。可见当时的楚国是重要的琉璃产地，也表明当地的玉石资源可能不足，而长沙可能是楚国琉璃壁的生产或使用中心。

战国仿玉青白谷纹琉璃壁，长沙梅子山墓出土

　　战国琉璃壁在安徽寿县和福建闽侯也有少量发现，但比湖南长沙附近要少得多。

战国仿玉谷纹琉璃壁

　　大家可能注意到，有的叫琉璃壁，有的叫琉璃环，他们的区别就是中间的孔的大小，孔大的叫环，孔小的叫壁，这完全来源于玉环和玉璧。虽然外形区别不大，但作用却不相同。玉环是古代一种常见的装饰品，据《荀子?大略》里介绍，玉环是表示和好的信器，大的玉环可以套在手臂上当手镯用，中型的多置于腰的一侧做配饰只用，小型的则套在指骨之上当指环或存于头骨附近当耳饰，或含于口中当琀玉用。

战国时期的谷纹琉璃环

　　在湖南还有战国谷纹琉璃璜出土。除此之外，战国的琉璃还有剑饰、项链、珠等装饰品出土。

战国谷纹柿蒂纹玻璃剑首

　　战国时期琉璃器式样很多，除上述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琉璃珠、琉璃管，大小也随着时间往后变大。这些琉璃珠、管往往与水晶、玛瑙、玉、石饰件等组成串饰，佩戴于死者颈部、耳部或胸部，也有做成襦衣（即短衣）的。

战国琉璃珠

　　琉璃珠后世多称为“随侯之珠”，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战国时琉璃制作工序复杂，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才能生产出来，当时人们把琉璃器看得比玉器还要贵重，只有王侯将相才能拥有。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往往把水晶、玛瑙等类玉器物也都归于“琉璃”的范畴。

战国琉璃珠

　　人们对琉璃的崇尚和崇拜，可从佛教的传播中窥见。战国时还没有发现佛教在中国活动痕迹，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是从秦始皇时期开始的（秦始皇时有沙门史利防等18人到中国），到西汉时中国才开始有了佛教。初期佛教的经书翻译比较乱，就连佛教七宝的说法都不太统一，但都把琉璃作为佛教“七宝”之一，说琉璃是消病避邪之灵物。如：鸠摩罗什译的《阿弥陀经》所说七宝为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码瑙，唐玄奘译的《称赞净土经》所说七宝为金、银、吠琉璃、颇胝迦、牟娑落揭拉婆、赤真珠、阿湿摩揭拉婆，《般若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法华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砗渠、玛瑙、珍珠、玫瑰，等等。我认为，这恰好反映了译者所处的时代对各种名贵珍品的崇拜程度，说明琉璃在当时是极其名贵的。设想一下，如果现代人来翻译佛经，会不会把沉香列为佛教七宝之一呢？

战国琉璃管

　　佛经认为，琉璃作为消病避邪之灵物，摆放或佩带它可得三种福缘：一是祛病，修行之人认为琉璃经过千重火炼，乃药师佛的化身，能消病驱邪，使人获得健康之福缘；二是坚韧，因琉璃烧制繁难，认为琉璃能使人感受提炼真理之艰难，而获坚韧之力量；三是灵感，色彩绚丽、变幻瑰美，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想象空间，给人灵感和智慧，足可以抵御世俗之诱惑。

战国琉璃管

　　由唐玄奘（即去“西天”取经的大唐和尚三藏法师，本名陈祎，俗称唐僧）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里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这说明在当时，琉璃象征着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心愿。

战国琉璃管

　　从出土的战国时期琉璃制品、饰品来看，战国时期的琉璃制作工艺都是用模压技术一次性铸造的，而且看不出任何雕琢加工的痕迹。

秦汉三国琉璃——工艺提升，地位受撼

　　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地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大规模建设也相继开始，修皇宫、修都城、修长城、修陵墓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只有短短的36年，但和制陶技术一样，琉璃的成就为汉代打下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大修宫阁殿宇的需要，这时出现雕刻的瓦当并涂上一层薄釉——琉璃瓦这种皇家专用建筑材料诞生。秦代的瓦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既制作精良，又融合了各地文化；二是瓦当图案并没有体现皇权崇拜，而是以写实手法，取材于社会生活，多以水波纹、树木、树叶、动物等图案为主，这种自然唯美的风格，对以后的汉画、石刻乃至中国画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代琉璃瓦勾头

　　秦代琉璃延续了战国传统和地位，仍以仿玉为主，地位很高。秦代仿玉琉璃壁、琉璃璜常常和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璜一样，作为礼天祭器使用，琉璃壁的种类有所增多，大致可分为谷纹璧和蒲纹璧两大类，其中谷纹璧占大多数，而谷纹璧也多种多样，有单面、双面、乳丁状、芽谷、壁面等，有的粗大稀疏，有的细小密集，有的一周弦纹。秦代的其他琉璃还是配饰居多，常与玉、玛瑙串在一起，供王侯将相等贵族佩戴。

汉早起仿玉琉璃谷纹环

　　到两汉时期，琉璃的制造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器物的透明度已经接近后世的玻璃了，这在当时是很受世人惊叹的。如汉代杨雄的《羽猎赋》记载：“方椎夜巩琉璃”，《汉书?邹阳传》记载：“臣闻明援珠，夜巩壁。”班固在《西都赋》里说汉皇宫昭阳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马”，夜巩、悬黎都是指琉璃。

西汉绿色玻璃璧

　　汉代琉璃制作技术的进步，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火的控制，炉温的提高，在熟练掌握草木灰使用之外，也开始掌握使用铅丹作为助熔剂的技术；二是学习吸收了西域和欧洲的玻璃制作工艺。对烧制炉温的控制和提升，可以从陶器——硬陶——原始瓷——瓷器的出现历程可以佐证。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提到过，两汉时期是硬陶、原始瓷多见，最终诞生瓷器的重要时期。

西汉绿色琉璃璧 直径12．9厘米 孔径3．2厘米 厚0．4厘米

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2号墓出土，通体透亮，略有裂纹。广西博物馆藏

　　汉代制作的琉璃依然以仿玉为主，种类包括礼器、饰品、葬具、容器、印章、带钩为主，而且极其珍贵。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记载：“璧玉、珊瑚、琉璃成为国之宝。”在两汉之间，琉璃受到人们更加崇尚和追捧的原因，可能与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和传播有关。

西汉琉璃带钩，半透明，外形与金属带钩相同，广州出土

　　湖南长沙沙湖桥西汉墓出土了一件罕见的半透明深绿色琉璃矛，长18.8厘米，刃宽2.2厘米，矛为翠绿色，通体透明，矛尖稍为圆钝，两侧刃不锋利，矛柄为圆柱形，近刺身处较粗，中部有一凸起形圆球。这件玻璃矛为通体一次铸成，铸工精细，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以琉璃为原料製作的兵器，在我国出土文物中仅此一例，这显然不是实用之物，应为礼器玉矛的仿制品，或当仪仗用器，或为陪葬而特制的明器。

西汉墓出土琉璃矛，1956年长沙沙湖桥出土

　　广州象岗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蓝色琉璃牌饰，都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琉璃。出土时这些牌饰大多位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胸腹两侧，是最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牌饰上的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其中包含的气泡极少，经过检测，这些蓝琉璃是古法生产的本土琉璃。这说明西汉汉代的琉璃制造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琉璃牌饰（西汉）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在越南又称为赵朝，是约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由秦将赵佗建立，国都位于广州市番禺，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越国共存在93年，历经五代君主，于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刘彻出兵剿灭。

西汉琉璃龟型器 1982年合浦县文昌塔1号墓出土 广西博物馆藏

　　西汉还出现较大的仿玉薄壁琉璃容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2件琉璃耳杯，1件琉璃盘，都为翠绿色呈半透明状，器物的部分表面因腐蚀而凹凸不平，但整体晶莹如玉，制造年代为公元前113年。刘胜乃汉景帝刘启之子，封中山靖王，位于河北省保定满城县一带。三国的刘备就号称是中山靖王的后人，只不过沦为靠卖草鞋为生，直到和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西汉 琉璃盘、琉璃耳杯 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

　　刘胜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镶琉璃铜壶，制作非常精美，它用镶嵌银和琉璃作为装饰，把壶体打扮得绚丽多彩。装饰方法是在铜壶体上做出三角形或菱形格子纹，边缘鎏金，边缘交叉处镶银珠，格子里镶三角形或菱形绿色琉璃片。壶底刻有“长乐食宫”的铭文，“长乐”指汉代皇宫长乐宫，这应该属于皇宫赐予刘胜使用的，从此壶可以窥见汉代皇宫的奢华程度。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胜“为人乐酒好肉”，这壶便是刘胜使用过的精美酒器之一。

西汉 镶琉璃铜壶 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

　　汉代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开通，长安经中亚直通罗马，东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频繁，加上沿海对外交流开启，西方琉璃器物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在洛阳、内蒙古、新疆、江苏、广东、广西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开始出现西方的玻璃碗、盘、杯瓶等器物。例如1954年在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了3件一样的深蓝紫色琉璃碗，其颜色半透明，广口圆腹平底，模制成形。外壁经过打磨，此碗与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同器形极其相似，有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从罗马帝国进口的玻璃容器。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西汉蓝色琉璃碗，罗马制造，1954年广州横枝岗出土

　　张骞从西域大月氏国带来西方玻璃制品和玻璃制作技术，包括新型的助熔剂如纯碱和玻璃吹塑技术，使汉朝的琉璃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器型多样化，包括一些盘、碗、杯、瓶等复杂器型，琉璃的透明度也进一步提高，更趋玻璃化。

西汉弦纹琉璃杯，1987年合浦文昌塔70号墓出土，广西博物馆收藏。

　　汉朝的琉璃制品和琉璃制作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往西传播，在新疆和田阿克苏古城发现有镶嵌琉璃珠。

汉代琉璃项链 新疆阿克苏出土

　　广西合浦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汉武帝时期便开始对外通商。在合浦地区已发掘了800多座汉墓，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黄金、琉璃、玛瑙、水晶等饰品，其中黄金饰品带有印度、希腊风格，可见当时的贸易繁荣。

广西合浦汉墓考古发掘现场

　　说到这里，有朋友不禁要问，这些透明的杯子，到底是琉璃还是玻璃？这要分清角度。从现代人看来，他们是有区别的，琉璃是琉璃、玻璃是玻璃，成分、工艺都不一样。但是，因没有分析物质成分的技术手段，在当时汉朝人看来，他们一样是琉璃，当西域、欧洲精致的玻璃制品输入中国，着实让国人大吃一惊，竟然有如此精美的琉璃制品！

西汉蓝色弦纹琉璃杯 1988年广西合浦汉墓出土 广西博物馆藏

　　可以想象，当时的对外开放对国人带来不小的冲击。因为长期以来，琉璃的珍贵程度至高无上，尤以晶莹剔透为最佳，当发现西域还有了更精致、更透明宝贝时一定震惊！第一个冲击是，自古以来琉璃的崇高地位受到了挑战，第二个冲击是感觉到必须赶快学习别人的技术。所以汉代之后，传统的琉璃制造技术逐渐被西域的玻璃吹制技术所取代，琉璃工艺进入转型期。

西汉蓝料穿珠，1975年合浦县堂排出土，广西博物馆收藏

　　事实上，琉璃作为王侯将相等少数人享用的珍品，并不为广大社会百姓所接触，这也在规模和创新上带来很大的局限性，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受到外来技术的冲击是必然的。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汉朝，琉璃地位受到冲击，但包括外来玻璃在内的所有琉璃制品，依然非常珍贵，依然只为贵族享用，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无关。据记载，喜好神仙的汉武帝刘彻，在他起祠神屋的门窗上都装上琉璃，“琉璃为之，光照洞彻”，把窗户装修得“窗明几净”；同样还有能做掌上舞的赵飞燕居住在昭阳殿时，“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

西汉琉璃碗

　　到了东汉，琉璃的烧制技术与秦和西汉相比，又有了较大的进步，琉璃器不仅表现为透明度提高，而且品种增多，其中琉璃珠有圆、椭圆、橄榄形、网坠等式样。琉璃器的色彩蓝色为主，也有青、淡青、绿、乳白、月白、红、紫褐、黑等。珍贵的琉璃器给使用者带来愉悦，也给文学创作带来灵感，这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

汉代淡绿色玻璃杯 1987年合浦县文昌塔70号墓出土 广西博物馆藏

　　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记载了琉璃仿玉的制作过程：“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阳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王充所讲的琉璃制作过程学习了西域技术，与玻璃制作过程大体一致，可见在汉代人看来，玻璃也是琉璃。

东汉早期（25-220）琉璃剑璏，合浦县博物馆收藏

　　王充同时指出，琉璃绚丽多彩、晶莹璀璨，但清脆易碎，不耐高温，难以适应忽冷忽热的环境。可见汉朝人对玻璃的特性逐渐有了认识。

东汉玛瑙琉璃珠饰，广东徐闻出土，广东省博物馆收藏

　　虽然东汉琉璃的制作开始逐渐向实用器皿转变，但琉璃装饰品依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它还保持着和玉石、玛瑙一样的尊荣。

东汉 玻璃杯 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比一下瓷器。东汉时期，琉璃与陶瓷并行发展，瓷器诞生于东汉时期的南方越窑，而且开始时质地粗糙，并不为社会上层所青睐，但此时的琉璃（含玻璃），早已被王侯将相阶层尊享了几百年。下图有东汉末期、三国吴的瓷器——青釉堆塑谷仓罐作对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瓷器之一。

东汉 湖蓝色玻璃杯 1990年广西合浦黄泥岗M1出土 合浦汉文化博物馆

最早的瓷器之一，三国吴，青釉堆塑谷仓罐

　　东汉时期的琉璃器不仅表现为较高的透明度，而且品种形式多种多样，色彩以蓝色为主，兼有青、淡青、绿、乳白、月白、红、褐、紫、黑等。

　　再看看汉代的琉璃建筑。

山西省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始建于西汉，重修于明

　　山西省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始建于西汉，重修于明代，是我国始建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大型琉璃古塔，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檐下有斗拱、倚柱、佛像、菩萨、金刚、花卉、盘龙、鸟兽等各种构件和图案，捏制精巧，彩绘鲜丽，至今色泽如新。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设计十分巧妙。

山西省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始建于西汉，重修于明

　　飞虹塔塔身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琉璃装饰，从上到下玲珑剔透，异彩缤纷，欲飞似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犹如一道绚丽的彩虹。

山西省洪洞广胜寺飞虹塔，始建于西汉，重修于明

　　飞虹塔反映了我国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琉璃——中外融合

　　三国后期由于曹操父子提倡薄葬，曹操临终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使两汉400多年来形成的葬玉制度最终消亡，因此曹魏时期出土的玉和琉璃的数量也骤减。安徽亳州曹操家族墓出土了少量的透明聚光玻璃，从透明度来看，已经接近现代玻璃了，但产地不得而知，可能为西域或欧洲进口之物。

透明聚光玻璃，安徽亳州曹操家族墓出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琉璃器，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器型仍以琉璃珠、琉璃耳珰和仿玉饰品为主，北魏时增加了一些瓶、杯等用品，这时期的制品，无论是光洁度，还是透明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说明此时琉璃的制作配方和技术工艺都有所突破。

东晋（317-420）琉璃杯，南京象山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沿着东汉的趋势，晋朝时，随着罗马、波斯玻璃器的大量输入，我国自制琉璃减少。东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提到：“外国人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他说的用五种灰作成的“水精碗”只能是玻璃碗而不是天然水晶碗，“交广”指的是指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一带，这是中国匠人以西方工艺制作玻璃容器的确凿记载，说明当时这一地区人已经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

东晋琉璃罐 高7.8cm 口径8.5cm 1997年南京富贵山M4号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据记载，北魏时期，大月氏人来到我国制作玻璃，曾一度使“中国琉璃大贱”。大月氏国位于新疆到中亚一带，是匈奴的劲敌，它曾造成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汉武帝刘彻就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去寻找大月氏国，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从而开辟了丝绸之路。由于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汉朝以后，大月氏国与我国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北燕琉璃鸭形注 1965年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 辽宁省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琉璃的业态是古今中外、混合交融，既有古法琉璃生产，又学西方玻璃生产技术，既有自己生产的琉璃，又有进口的玻璃器皿，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这时一概统称为琉璃。

北燕 侈口琉璃杯 1965年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1965年在辽宁省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碗、杯、钵等5件琉璃器，其中琉璃鸭形水注为最为精美。此鸭形注长20.5厘米，注口扁如鸭嘴，长颈鼓腹，腹径5.2厘米，重70克，细长尾，整体淡绿色半透明，颈腹部用玻璃条盘卷作出装饰，背上粘出双翅，腹下粘出折线的双足，腹底粘一个平整的饼状玻璃底座。此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才能放稳。这件鸭形水注为无模吹制形成的玻璃制品，造型复杂，要求有很高的吹制技术，十分罕见，这种造型的玻璃器我国仅此一件。冯素弗墓出土的这些玻璃器，熔制水平高，气泡和杂质都很少，透明度好，且都是无模吹制成形，口沿内卷成环状，从原料、制作工艺、装饰等方面看，应该是从西方进口的珍贵罗马高级玻璃器。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化的汉人冯跋于公元407年建立的政权，位于辽宁省西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都城设在龙城，即如今的辽宁省朝阳市，于公元436年被北魏所剿灭，并入中原。

北燕 琉璃盎 1965年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1986年江苏省句容县春城公社的南朝刘宋元嘉16年（公元439年）墓，出土了一件磨花琉璃杯，此碗侈口、颈微收、鼓球腹、圆底，腹部有6排有规律相互错叠的小凹球面装饰，无色透明，其整体如水晶一样洁净晶莹，是一件非常精美的萨珊玻璃器。

南朝 琉璃杯 1986年江苏省句容县春城公社宋元嘉16年墓出土 句容市博物馆收藏

　　萨珊王朝即波斯，确切说叫波斯第二帝国，统治着包括当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波斯湾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控制范围甚至延伸到印度。早在三世纪时，萨珊王朝就建立了兴旺的玻璃制造工业，能够批量生产供贵族使用的精美玻璃器皿，史上把这一阶段的玻璃称之为萨珊玻璃。事实上，萨珊玻璃的制造技术远远先进于我国琉璃的制造技术。

北朝 网纹琉璃杯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为什么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这么多西方精美的玻璃器皿呢？这要从当时的贵族消费习惯说起。原来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自产的琉璃和其他天然材料都无法做到没有杂质的晶莹透明，而晶莹剔透以及造型与装饰上的华美，被视为无比珍贵，所以达官显贵视技术高超的进口玻璃器为珍宝。如《晋书?王济传》中记载：“帝（指晋武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河间王元琛为当时豪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可见当时的贵族对于进口的西方琉璃碗是何等青睐。《世说新语》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士族文人多有赞扬的诗文歌赋，如西晋诗人潘尼载《琉璃碗赋》云：“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可见，当时的王侯将相对晶莹透明的琉璃的崇尚程度！虽然当时的琉璃很多，但不像陶瓷那样平民化，大部分仍局限于贵族阶层，不为外人所知，除了王侯将相，甚至连一般的官员都很难接触到琉璃制品，更不要说一般百姓了。《世说新语》是南宋文学家刘义庆所著的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而且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受到世人的喜爱，是历来文学、戏剧届非常重视的历史素材资源，就连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也常从中寻找素材。

北魏 玻璃碗 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博物馆

　　《世说新语》里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满奋畏风，载晋武帝座，北窗作琉璃瓶，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这个故事说的是曹魏时太尉满宠的孙子叫满奋，特别害怕见风，有一次坐在晋武帝司马炎的旁边谈话，宫殿北面的窗户上装的是琉璃，琉璃锃明透亮，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满奋看见窗户上什么都没有，浑身变得不自在起来，好像外面的冷风已经从窗户刮了进来、钻到了他的衣服里一样。晋武帝司马炎看见他不安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当满奋知道窗户其实很严，风根本刮不进来之后，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就像南方怕热的水牛，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就忍不住喘气了。”他其实是在自嘲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北魏琉璃碗 口径10.3厘米腹径11.4厘米高7.5厘米 

1987年大同市电焊器材厂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

　　更有甚者，晋朝还将传统的君子比德于玉直接转接到琉璃上。晋人傅咸写了一篇《污卮赋》，说：“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洁。意既惜之，又感宝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讲的是有人送他一个琉璃卮，小孩趁他不注意偷去玩耍，结果掉进了脏的地方，他很珍惜这个琉璃卮，但又觉得这样一个难得的琉璃宝器沾染了污秽，则不能称其为宝物了。傅咸感叹道，和琉璃一样，君子若有了污点，还能成为君子吗？

北魏 玻璃碗 2001年山西大同南郊七里村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博物馆

　　1983年宁夏固原县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葬于天合4年），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玻璃碗，青绿透明，碗内壁光洁，无打磨痕迹。外壁装饰两圈凸起的圆形装饰，上下错位，共14个，突起纹饰最厚处为7毫米。底部有一凹球面以作圈足。这件玻璃碗先以吹制法成型，然后用雕花技术刻磨厚壁碗以雕出碗壁凸起的圆饰，最后将碗外壁通体打磨抛光，是一件极为精致的钠钙玻璃器，这样完整而精美的萨珊王朝玻璃碗，是古代玻璃的稀有的精品。李贤曾任北周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陇灵等州诸军事、原州刺史”之职，进爵“河西桓公”，北周武帝宇文邕襁褓时即寄养在李贤家中，其地位显赫，在《北史》、《周书》、《隋书》中均有传记，其随葬品应该是当世最为贵重之物。北周（557年—581年）即为南北朝的北朝之一。

北周 萨珊琉璃碗 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墓土 固原博物馆收藏

　　从秦汉代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魏晋时期得以发展兴盛，金、银、琥珀、珊瑚、砗磲、琉璃、玛瑙被列为佛家七宝。北魏时，西方吹制工艺传入中原后，中原也开始自己制作玻璃制品，从而刺激了当时的琉璃发展。

南北朝 琉璃环

　　《北史?大月氏传》记载：“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大月氏国人在北魏平城所制的琉璃“光色映彻”，使观者莫不惊骇，可见只要有工匠技师，我国已具备条件可生产透明度很高的琉璃器，中亚的吹制玻璃技术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北魏琉璃钵，定州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河北定州北魏华塔塔基，出土了一个太和五年（481年）石函，石函中有多件吹制琉璃容器。其中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是一件天青色透明琉璃钵，圜底敛口、圆唇鼓腹，钵高7.9、口径13.4、腹径14.7厘米，底部最厚处0.85厘米，向上厚度递减，器壁最薄处0.2厘米，口边下厚0.3厘米。 另有一琉璃球形鼓腹小壶，天青色，高4.3厘米，腹部最大径4.9厘米，腹部器壁最薄处仅0.1厘米，重22.9克。定州佛塔是北魏孝文帝与文明太皇太后发愿所建，舍利函中供养之物大部分可能出自皇室御府内库。经分析，舍利函中的这几件琉璃器，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吹制的玻璃容器。

北魏琉璃瓶，定州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说到这里，有必要从现代的角度，简单概括一下古法琉璃与西方玻璃的实质联系与区别。联系：生产琉璃与玻璃的原材料都是石英砂，都来源于青铜的冶炼，都必须想方设法将石英砂熔化，再进行铸造或塑形，目标都是越晶莹剔透越好。区别：添加剂（助溶剂）和工艺不同，因单纯的石英砂需要1750度才能软化、熔化，这么高的温度，在古代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都是无法达到的，即使冶炼青铜，温度也才1083度左右，所以必须借助于助熔剂，中国古法琉璃多借助于草木灰、铅丹，所以古法琉璃属于铅钡玻璃类，而西方多用纯碱类作为助熔剂，属于钠钙玻璃类；工艺上古法琉璃多用涂抹、模型压铸来塑形，西方多用吹塑方式...等等。从助熔剂的添加以及古代众多神话传说（如关于陆毒的传说）来看，中国古法琉璃添加了神秘色彩，将琉璃及其制作过度神化了。相比西方，中国古代对材料本身缺乏科学的研究、探索与实验，从工艺的差别看，中国古代对玻璃特性（如随温度变化而坚硬<==>软化<==>粘稠<==>液态）的掌握方面，要比西方滞后很多年。直到掌握之后才如梦初醒，这在很多文献作品中都有所记载，如清代的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就讲述了古代“吹大泡”（玻璃吹制）的原理和过程。

西晋萨珊乳突玻璃碗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

　　再说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这个近400年的时间里，战乱纷飞、国家四分五裂，形成过五胡十六国。但是，中国各个门类的艺术文化，却在这个时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新人辈出的状态，堪称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大复兴。比如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画家顾恺之、文学理论加刘勰、诗人陶渊明，都诞生于这个时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派自由舒适田园意境，这么有唐诗的韵味，要不细看，有人还以为陶渊明是唐朝人！也许陶渊明正是500年之后的唐朝诗人的师傅呢。仅仅一个王羲之、一篇《兰亭序》的手稿，就让后人赞叹不已，至今无人超越。

西晋萨珊玻璃碗 湖北鄂城五里墩出土 湖北博物馆藏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代，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信众遍及全国各地。随着佛教的兴起，中国到处开始利用石刻造佛像、造石窟运动，如魏晋时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都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造园艺术在魏晋时期也蓬勃发展，后来唐、宋、元、明、清的杰出造园艺术，都受到魏晋时期的影响。

魏晋球形长颈琉璃瓶  罗马玻璃器

　　由于国家四分五裂，很多士大夫厌倦社会现实，选择远离政治。魏晋时期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七个人聚集在今天的河南修武一带，在竹林里，对酒当歌，肆意酣畅，在玄学的境界里追求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但正是这些人和这一时代的特征，使我们的很多艺术都达到了巅峰。今天说的文学、诗歌的风格、韵律、节奏，很多都是这个时期产生并广泛应用的。

魏晋 琉璃花瓶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空前开放，经济文化交流开启并逐渐活跃，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波斯、阿拉伯世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贸易往来增加，陆上丝绸之路比较活跃。南方这段历史时期海上贸易也很活跃。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通过陆路和海路销往西域和海外。西域各国的金器、银器、玻璃器、波斯锦等大量输入内地，前面所列那些出土的精美无比的罗马、萨珊玻璃器，就是例证。

魏晋南北朝 喇叭形琉璃杯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空前活跃，为开创唐宋盛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隋唐五代琉璃——墙外的花儿还是香

　　隋唐五代历时379年，由于有了前朝经济、文化的基础，加上贞观之治，这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水平最高、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既是亚洲中心，也是世界中心之一，在世界发展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

隋 琉璃盘 王士良墓出土（其实它应为前朝时期器皿）

　　先来看看一件隋初期王士良墓葬出土的精美琉璃器。王士良，字君明，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 ，卒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历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朝的重臣，北周时赐爵广昌郡公，加授上大将军，在《周书》、《北史》中均有传记。1988年夏，从位于陕西咸阳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的王士良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琉璃盘，敞口圜底，高3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2.7厘米，盘壁厚0.2厘米，口沿外有弦纹二周，盘腹外壁有三排椭圆形内凹磨花。根据做工、形态分析，此琉璃盘应为南北朝时期进口的萨珊玻璃器皿。 

隋 绿琉璃瓶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长乐路隋舍利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

　　隋代时间很短，只有39年，但他的历史地位，就如秦朝对于汉朝一样，为后继王朝——大唐帝国的强盛创造了条件。尤其隋末南北大运河的开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与中原黄河流域实现了融合，它的意义胜过当今的高铁，为随后的贞观之治、繁荣昌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隋 琉璃棋子 1985年西安市东郊隋寺院主持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隋朝的琉璃器也分三类：一是外国输入的玻璃器，二是传统的古法琉璃，三是自产的新型琉璃。

隋 无色透明凤首琉璃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隋朝时间虽短但出土的琉璃器比较多，从工艺水平上比较，进口的玻璃器工艺水平精湛，技术高超，晶莹透明，而自产的琉璃器尽管与魏晋南北朝相比有较大提高，但还是比较粗糙，制作水平不如西方。

隋 琉璃带盖小罐 李静训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1957年在西安梁家庄的隋文帝杨坚的9岁小外孙女李静训墓石棺中，出土了8件琉璃器和一些琉璃珠，其中带盖琉璃罐平口缩颈，通高4.3厘米、口径2.8厘米、腹径2.8厘米、壁厚0.3厘米，器口有磨平痕迹，绿色透明。这些琉璃器，其造型与西方的器物明显不同，而与中国当时的瓷器器形相似，应是当时自产的吹制琉璃器。

隋代琉璃直筒杯 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

　　隋代琉璃制作水平的提升，和一个叫何稠的人有关。据《隋书?何稠传》记载：“稠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何稠，字桂林，益州郫（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北周至唐初著名工艺家，建筑家。从小聪明伶俐，善制工艺品，主要成就：设计制造行殿及六合城，为隋炀帝杨广制造工具——任意车。相传当时中国制作琉璃的手艺失传了很久，何稠遍识古物，以绿色的瓷器制作方式，制成品质与真琉璃无异的珍品，何稠因此封为外散骑侍郎。在至今发现的隋代自产琉璃器中，绝大部分为绿色，这与何稠的功劳有关。

隋代琉璃罂 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

　　从现存考古来看，隋代的自产琉璃都是小型、简单的器皿、珠子、戒子或棋子，数量也远少于进口高质量玻璃器。这与隋朝通过丝绸之路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有关，也与当时琉璃技术相对落后和贵族“崇洋媚外”、追求奢华的消费习惯有关。

隋代琉璃瓶

　　隋代琉璃器的器形虽小，但工艺却发生质的变化，前面说过我国古法琉璃实质是铅钡玻璃，在何稠的主导下，成分已经转变为高铅玻璃了。高铅玻璃料性大，便于加工薄壁的琉璃器，也更适用于吹制技术，这为唐代乃至后世的玻璃制造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何稠应是“中国玻璃之父”。

隋 舍利琉璃瓶 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

　　唐代，琉璃继续延续了隋代的外国进口玻璃、古法琉璃、自产琉璃并存模式。尽管国产琉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即使到了晚唐，国产琉璃器还是无法与西方玻璃器争胜，现存出土的大多唐代精美琉璃器，也还都是西方舶来品。但数量远远超过隋朝。

唐 琉璃珠 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苏步井乡窑子里村 唐墓出土 宁夏博物馆藏

　　唐代古法制作的琉璃主要有琉璃珠、琉璃璧、琉璃佩、琉璃摆件如兽头、琉璃配饰、琉璃器皿等。

唐 龙凤纹琉璃璧 1995年陕西省乾县南陵村唐僖宗靖陵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在大唐朝盛世，琉璃器的使用，也和前朝一样，仅限于贵族。从宫廷到社会上层贵族，日常用器一般是金银器皿、进口琉璃器皿，而当时已近得到较大发展的瓷器，除越窑“秘色瓷”外基本不被贵族接受。

唐 龙凤纹琉璃佩  1995年陕西省乾县南陵村唐僖宗靖陵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从唐朝的文学作品如诗歌来看，共有超过50首唐诗与琉璃有关，从中可以看出，唐朝人把琉璃看成是晶莹、纯净、美好的象征而加以崇尚，对琉璃十分喜爱并把它视为美玉或珍宝。

唐 绿琉璃釉兽头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咏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把琉璃描述成灿烂如玉，散发出诱人的风采。

唐 山水琉璃砚台

　　李白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里的一句“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把自己被流放后远离美好生活、眼前一片凄凉的心态表露无遗。

唐 琉璃钗 1950年出土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玲珑云髻生花样，飘飖风袖蔷薇香...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在《简简吟》里，把女孩的贵族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把琉璃既高贵又易碎的特性交代得清清楚楚。

唐 琉璃高足杯 1976年广西钦州市九龙乡1号墓出土 钦州市博物馆藏

　　王翰在《凉州词》里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说的夜光杯，应该是指琉璃杯。

唐 葫芦形浅绿色琉璃瓶

　　“翡翠鸟飞人不见，琉璃瓶贮水疑无。”李洞在《宿成都松溪院》里把琉璃和翡翠相提并论。

唐 琉璃细颈瓶  1970年河南洛阳南郊关林唐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徐夤在《郡侯坐上观琉璃瓶中游鱼》中写道：“宝器一泓银汉水，锦鳞才动即先知。似涵明月波宁隔，欲上轻冰律未移。”他是描写众人观看琉璃瓶中游鱼的热闹景象，因为琉璃制品在唐代也并不多见，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隔着瓶壁窥鱼的琉璃瓶，绝对是一件非常稀罕的宝贝了。

唐代 单把手瓜形琉璃瓶 台弯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现藏于台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单把手瓜形琉璃瓶，细颈、侈口，瓶身修长呈瓠瓜形，瓶颈有一圈凸稜，把手自口沿平伸而出再垂直而下附于瓶腹上，全器呈蓝色带银灰的水银斑，造型刚柔相济、颇富奇巧。

唐 贴饼玻璃杯 1989新疆库车县森木塞姆石窟出土 波斯风格

　　琉璃因为具有晶莹透彻的特性，对应佛性之清净无尘，一直被佛徒僧众尊为佛家七宝之一。佛教在唐朝到达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信佛、礼佛，例如把珍贵的琉璃器作为供品，放到寺院去供奉。1989年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出土的一件唐代淡绿色高足杯玻璃杯，就是当时信众在寺院（石窟）供奉的宝物。从其形制及纹饰上看，应是波斯风格产品。

唐 舍利琉璃瓶 甘肃泾川大云寺佛塔地宫出土 甘肃博物馆藏

　　用琉璃瓶装佛舍利子也是重要的礼佛方式。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建于延载元年（694年），开启时地宫舍利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小白色琉璃瓶，琉璃瓶装有“舍利”14粒，与石函铭文《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 遂开砖室， 爰得石函。 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的记载完全对应。这类舍利琉璃瓶在唐代比较多见。舍利本是佛灵骨或遗骨的梵语音译，北齐《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大凡佛的“牙齿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唐不空所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云：“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珠如上所用。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甚至都可以把佛经视为舍利。

唐 淡黄色琉璃杯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

　　佛教在唐代得到极大弘扬的另一个例子是法门寺。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因地宫倒塌而挖掘，从中发现了皇家礼佛用的琉璃器20件，其中只有茶具2件为国产琉璃器，其余18件均为外来玻璃器。

唐 盘口细首淡黄色琉璃瓶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

　　这件由唐僖宗供奉的盘口细首淡黄色琉璃瓶，瓶壁外缠贴玻璃丝条，瓶壁外贴以玻璃圆、星状等花饰的玻璃贴花，是公元5世纪东罗马制造的精品玻璃器，极其珍贵和稀有。

唐 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这件由唐僖宗供奉的菱形双环琉璃杯，深腹直筒、直口尖唇，腹壁略外鼓，杯底微内凹，壁面装饰五组花纹．每组中菱纹为中心图案，菱纹外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各组菱纹双环纹以两行竖联珠纹相隔。该杯采用了吹制和模制印花相结合的工艺，大致先将黏土或木头制成一个刻有纹饰的模具，然后将热熔的玻璃团放在这个模具中再进行吹制，最后使模具脱离，模具里的纹饰自然就印在了变冷变硬的玻璃器之上，工艺复杂精湛，属于中西亚进口品。

唐 四瓣花纹蓝琉璃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法门寺地宫出土6件刻纹蓝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规整，刻纹是以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琉璃更为坚硬的尖细工具在琉璃表面浅刻花纹，再在重点图案上进行描金处理，使图案更加绚烂夺目，具有典型的伊斯兰特色，为中亚进口。这种工艺属于冷加工玻璃工艺。据地宫物账的记录，这批刻纹玻璃盘都是唐僖宗的供奉品，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藏人地宫。

唐 花卉纹蓝色琉璃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下面这件由唐僖宗供奉的黄色罂粟纹琉璃盘也非常有代表性。盘高2.7、口径14.1、底径11.8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底微内凸，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有两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石榴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作为底色。这种彩釉玻璃一般采用二次烧制法，和唐三彩陶器以及明朝才出现的釉上彩瓷器工艺相似，先在制作好的器皿表面，用釉料绘上新的图案或色彩，再二次入窑低温加热，温度的控制非常关键，要保证使釉料熔化但又不能使器皿熔化。这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釉彩玻璃器，非常珍贵稀有。

唐 罂粟纹黄色琉璃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从器物造型和工艺分析，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件琉璃器中，只有这一套两件琉璃茶盏、茶托是新法国产琉璃器（玻璃器）。茶盏为淡黄色，稍泛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2.7、通高5.2、腹深4厘米，重117克；茶托颜色与茶碗一样，平底深托，盘径13.7、足径4.5、通高3.8厘米，重138克，两者都为无模吹制成形。地宫出土《衣物帐》碑文中称这套玻璃茶盏托为“琉璃茶碗拓子一副”，也是唐僖宗的奉献物。这一对琉璃茶盏的出现让国内一片惊奇。中国的喝茶习惯是从唐朝开始的，唐朝人喝茶的方式和我们现在是不同的，主要是将茶叶末碾碎，倒入茶锅中煮一段时间，然后将茶汤分别盛入茶瓯中，喝茶时将茶水和茶渣一起喝下，所以茶瓯必须耐受开水的高温，茶瓯是一种瓷器，陆羽在《茶经》中，就曾对当时各地瓷窑所产的茶瓯，做了细致的比较和评论。而唐僖宗供奉法门寺舍利地宫的茶盏茶托，是用比黄金更为珍贵的国产琉璃（即玻璃）制作，这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帝王级供养物品，能耐受开水的温度而不至于炸裂吗？抑或这对茶盏就是皇室专门定制的供奉珍宝？

唐 素面淡黄色带托琉璃茶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

　　五代十国时期的琉璃器，继续沿袭了唐代的格局，国产技术略有提升，但仍然以进口西方、中西亚玻璃器皿为主。精美的琉璃器，依然是皇室、王公贵族及宗教寺院崇尚和享用的物品，与普通百姓无关。这一时期北方多战乱，南方稍安，吴越国王钱俶在大力发展青瓷器的同时，大力建造七宝阿育王塔，建塔无数，使佛教在吴越大盛。这些七宝阿育王塔都使用了琉璃。

五代南汉 玻璃瓶，绿色透明，来自西亚伊斯兰国家

　　从制作工艺上说，唐三彩外覆盖一层低温琉璃釉，与琉璃瓦当相似，也属于琉璃器。唐三彩的相关信息，我已经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八）中讲述，这里不再涉及。

　　上集就写到这里，后续请看：璀璨的曾经——琉璃（下），介绍宋代及以后的琉璃。

参考资料及图片来源：

　　1. 李丽红著《琉璃古风》现代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2. 刘义庆著（南北朝）《世说新语》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3. 《百姓收藏图鉴金银器、琉璃器、珐琅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4. 杜昕著《北京琉璃烧制》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5. 柴泽俊著《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6. 符芝瑛著《今生相随——杨惠珊、张毅与琉璃工房》现代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7. 朱一点头《说说中国古代的玻璃》豆瓣日志

　　8. 中国琉璃网 Liulia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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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7年2月14日—24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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