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赝品的花样翻新有可能毁掉中国艺术的前程 不久前，一位朋友约我看一幅吴作人先生的油画。在长安大戏院楼上的茶座里，这位朋友给我讲了这幅风景油画的来龙去脉，他说这幅画是汕头的某位领导给他的，而这位领导我也见过，他确实是一位玩画多年的藏家。这位朋友说这幅画原为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所藏，并且刊登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接受捐赠作品展》画集的封面上，他同时出示了这本画集。按理说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一本画集我不仅见过，而且自己也有一本。在这样的佐证面前，一般只要看画没有问题，是不会出错的，因此，我细心地欣赏着画面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笔触，确实是封面上的那幅作品。这位朋友说，这画绝对没有问题，原来的主人说如果不信可以拿给吴作人的夫人萧淑芳看。我多了一个心眼，随即打了个电话给吴作人基金会的周先生，周先生说，这本画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封面上的作品这几天要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怎么会卖出去了呢？这一个疑问，马上把焦点转到了此画有没有卖出去以及卖画的时间上去了，而这一时也难以弄清楚。但周先生一会儿就与吴作人先生的家属取得了联系，答案是肯定的，这幅画现在就放在中央美院的库房里。可是眼前的这幅画却是千真万确的和画集的封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回家之后，赶忙找出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接受捐赠作品展》画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画集的封面是吴作人先生的油画静物花卉，而不是风景。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画集是假的。假画集的封面除了画之外，其它都和真的一模一样，另外假画集比真的薄了一半。记得假画集中还有一张颜文梁先生的作品，这就又露馅了，已经去世的颜文梁是不可能捐赠作品给吴作人基金会的。这告诉我们，书画作假出现了新的情况，造假者开始大投入印制假画集。实际上利用画集出版假画进而贩卖假画，在这十余年中有许多层出不穷的表现，应该说不算新鲜，可是以一本正规的画集为原本翻印一本假的画集这样的手段还是第一次遇到，这对我等来说真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 这使我想到也是最近出现的某权威的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傅抱石画集，其中除家属提供的50件作品之外的其它作品全是赝品，那么，这些赝品从何而来，相信编辑和出版单位是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会反复出现，拿傅抱石的画集来说，去年就有西南某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半真半假的傅抱石画集。显然，有人会拿这些画集来论证其中的假画是真迹，也有人会相信出版物的真实性而上当受骗，这里有着具体的商业目的。 中国人非常相信白纸黑字，人们对书本的迷信是因为对文化的崇敬，是因为它所含知识的真实性，所以，编书的人为了这种真实性而不遗余力地努力，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也就成了这一行业的职业道德。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版从商业的领域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转变，那么，这种书本的崇高感就更高于以前，因为它往往和国家、政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国营体制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的诚信。可是近20年来，这种诚信在出版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追求商业目的过程中的职业道德的丧失，使原来书本应该具有的那种知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出现了偏差。 美术出版在过去一个时代中建立起来的那种神圣性和可信度，成为今天许多人利用的一个点，这些人利用了人们对书本的信任，利用画集的出版来售假。可怕的是，出版人也利用人们对书本的信任，甚至把这种信任作为一种牟利的资源，与制假贩假者勾结到一起，公开出版假画。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发展当代文化的障碍。目前，出版是国家控制经营的一个领域，代表了国家的形象，那么，如何监管这些出版单位，杜绝这种造假现象，有关部门如果不能加大处理的力度，长此以往，这种国家形象不仅不能为国家增辉，相反会为国家形象抹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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